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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(1949—1952年)

2013-05-24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第一节 国民经济的基础与恢复工作

    一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经济基础

  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,青海属于封建社会经济制度。在马步芳政权统治下,全省经济十分落后,基本上没有现代化工业,以农牧业为主体,手工劳动为特征。农业生产是“二牛抬杠”,生产工具原始,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,处于自然或半自然经济状态。1949年共有耕地面积681.65万亩,粮食总产量5.91亿斤;全省共有大小牲畜748.73万头。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农牧业总产值为1.33亿元,占社会总产值的78.69%。此外,工业占11.04%,建筑业占O.57%,运输、邮电业占O.13%,商业占9.57%。
    在农业区,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,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是地主土地所有制、寺院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(主要是中农和贫农)土地所有制。地主阶级及寺院上层依靠封建特权,占有大量土地,用出租土地、雇工、放高利贷及无偿劳役等形式,对广大贫苦农民进行残酷剥削。     在全省广大牧业区,实行着封建的千百户部落制度和盟旗制度。玉树二十五族、果洛三大部落、环海八族、黄南十二族,是青海藏族部落的基本社会组织。在这些组织内,千百户、牧主头人占统治地位。在海西的都兰和黄南的河南地区,聚居着蒙古族牧民,实行盟旗制度,旗长就是王公贵族,牧主阶级剥削牧民的主要形式是实物租和无偿劳役。
    牧业区的基本生产资料属牧主阶级所有。宗教寺院遍布牧业区,占有一定数量的牲畜和草山,较大的寺院还拥有一定数量的“塔哇”(奴隶),供寺院任意奴役。千百户、王公贵族、宗教首领集领主经济剥削与牧主经济剥削之大成,集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利于一身,对贫苦牧民不仅进行残酷的剥削与掠夺,而且有奴役、刑罚和杀戮之权。
    牧业区没有工业。在气候温暖、雨量较多的山间小盆地虽然有小片农业耕地,但农产量低、面积小,属于试种阶段,没有形成农业生产区。手工业没有从牧业中分离出来,商品实行简单的物物交换,基本是单一的原始畜牧业经济。
    交通通讯落后。没有铁路、民航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,公路运输也极为落后,只有简易公路472公里,道路狭窄,坎坷不平。
    文化教育事业落后。没有一所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,只有中等专业学校5所(其中包括中师3所),在校学生683人,普通中学3所,在校学生705人,小学717所,在校学生4.05万人,共有学生人数4.18万人。90%以上的人口是文盲。
    省会西宁市经济很不发达,有少数工业和商业。马步芳官僚资本掌握下的“八大工厂”,规模小,设备简陋,技术落后,是手工业性质的作坊。工业产值折合人民币只有500多万元。除西宁“湟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”、“德兴海商号”、“义源祥商号”等官僚资本经办的商业外,个体商业户近百家,上市交易的商品量少,市场萧条。
    在封建军阀、地主、领主、千百户、王公贵族和宗教寺院的统治下,落后的封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与思想意识根深蒂固,严重阻碍了青海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。马步芳政权统治时期,为了进行反共反人民战争的需要,疯狂地抓兵抓夫,要马要款,搜刮民脂民膏。曾先后6次向全省各族人民及西宁市商会掠去白洋410多万元,向牧区各族人民勒索军马4000多匹。1949年,青海解放前夕,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,农业区因劳力不足,土地大量荒芜;畜牧业生产急骤下降,牧区赤贫户和沦为乞丐的有8万人之多,占牧区总户数的20%以上;西宁市工厂停工,商店倒闭,物价飞涨,民不聊生,仅西宁和湟中两地的乞丐、难民达6万人之多,各族人民生活陷入饥寒交迫、水深火热之中。国民经济陷入绝境。

    二、国民经济的恢复

    1949年9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西宁市,到这一年的年底,除个别地区外,青海全境获得解放,从此结束了马步芳统治青海人民的罪恶历史,开创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纪元。青海解放后,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,为安定社会秩序、恢复国民经济做了大量工作。
    (一)接管反动政权、没收战犯财产及官僚资本

    青海解放前夕,马步芳及其亲信逃离西宁时,将历年搜刮的民脂民膏贵重财产席卷一空,人民政府接收的粮食仅84O万斤、白洋1.9万元、白银2000余两、砂金50余两、军用布匹一部。此外,人民政府还接管了反动政权所属的一切机关、工厂、学校、医院、银行、邮电、交通和公司的一些物资及档案等。

    (二)打击投机倒把,稳定物价

    由于战争创伤和旧社会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,西宁解放不久,投机商两次抬高物价,影响人民生活。省人民政府采取各种措施稳定物价。西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1949年9月13日,布告通用人民币,禁止伪法币流通,禁止银元在市场上作交易。并且还严厉惩处了一些贩卖银元、哄抬物价的投机商,国营贸易公司有计划地吞吐物资,稳定了物价,从而对国民经济恢复和争取经济状况好转,发挥了积极的作用。   

    (三)减租减息

    1950年10月8日,青海省人民政府颁布了《青海省农村减租实施细则》,10月15日在湟中县新民(水磨)乡进行减租试点。11月在农业区的湟中、湟源、民和、乐都、大通、互助和西宁相继展开。1951年8月,中国共产党青海省委员会召开一届二次党代会,8月28日通过关于今后任务的决议,决议要求:“减租、反恶霸是为土地改革铺平道路。1951年冬季循化、化隆、贵德、门源4县,必须集中一切力量,大胆放手发动群众,为完成减租、反恶霸任务而斗争。”到1952年2月,在农业区的湟中、湟源、民和、乐都、大通、互助、循化、化隆、贵德、门源10县和西宁市253个乡完成了减租减息的任务。这次减租工作从3607户地主、富农手中,共减租粮食175.87万斤;减租减息的佃户2.28万户,每户平均减租77.23斤。与此同时,清理了债务,减少了高利贷者对农民的高利盘剥。   

    (四)改革土地制度   

    1951年1月25日,青海省人民政府决定进行土地改革。5月7日,在湟中县的多巴、通海、扎麻隆3个乡开始试点。8月,中国共产党青海省委召开第二次党代会,决定在完成减租减息的地区,进行土地改革。第一期土改决定“1951年冬季到1952年春季在98.90万人口的西宁、湟中、民和、乐都、互助、大通、湟源6县1市地区进行。”决定认为“这是一个非常重大而艰巨的光荣任务;也是一场系统的反封建的剧烈的阶级斗争。必须全党动员起来,统一思想,加强领导,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,开展一个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的农民运动,保证此一任务的顺利完成。”9日,省人民政府发布命令,指示6县1市第一期土地改革在10月正式展开。各县(市)依据具体情况逐步进行,到1952年4月,除互助县4个乡、湟中县一个乡因属藏族牧民聚居地区不宜进行土地改革外,第一期土地改革工作已全部胜利结束。
    第二期土地改革于1952年冬季在完成减租减息的循化、化隆、贵德、门源4县进行,1953年春季完成。进行土地改革是青海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中心任务。在整个土地改革过程中,省委、省人委正确地贯彻执行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制定的“依靠贫雇农、团结中农、中立富农、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火地主阶级,发展农业生产的总路线”,认真发动群众,正确地划分阶级成分,改变土地占有情况的不合理制度,顺利地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历史任务。在土地改革中,搞清了农村各阶层土地占有情况。土改前,青海11县(市)共有地主6070户,占农村总户数3.2%,人口6.13万人,占总人口5.6%,占有耕地103.20万亩,占农村耕地总面积15.14%,人均占有耕地19.49万亩;共有雇农2.13万户,占农村总户数11.5%,人口9.15万人,占总人口8.3%,占有耕地4.27万亩,占耕地总面积0.62%,人均占有耕地0.48亩;贫农5.4万户,占农村总户数28.4%,人口29.38万人,占总人口26.7%,占有耕地74.78万亩,占耕地总面积10.97%,人均占有耕地2.58亩;中农占农村总人口的46.1%,占耕地总面积46.7%,人均占有耕地4.88亩。
    经过土地改革,没收和征收了地主阶级和富农、小土地出租者等阶层的土地及生产资料,计土地126.83万亩,房屋14.43万间,耕畜5.11万头,农具41.48万件,粮食1659.5万斤。除留给地主本身与农民基本上相等的一份土地及生产资料外,其余的一律分配给无地少地的贫雇农及下中农。土改之后,农村土地占有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。地主阶级由土地改革前占农村耕地总面积19.71%,下降为4.18%;雇农由土地改革前占总耕地面积0.8%,上升为6.8%;贫农由土改前占总耕地面积14.3%,上升为23.02%;中农由土改前占总耕地面积46.7%,上升为50.02%,广大农民千百年来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得以实现。   

    (五)稳定牧业区社会秩序,恢复与发展畜牧业生产   

    根据中央精神,中共青海省委决定在广大牧业区不实行土改革,采取“慎重稳进”的方针,培养少数民族干部,团结各族人民。1951年9月,在全省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,省人民政府宣布,在牧业区“不分牛羊,不分草场,长期不变”。缓和了上层头人、千百户与广大牧民的矛盾。省人民政府主席赵寿山1952年10月在省政府委员会和省政治协商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讲:“农业区的藏民聚居乡不进行土地改革,喇嘛寺、清真寺的土地一律不动,半农半牧区及牧业区的小块农业区亦不进行土地改革,严格保护畜牧业,地主经营的牧场亦不没收。”这些政策,对稳定牧业区的社会秩序,恢复与发展畜牧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。   

    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与措施,经过3年艰苦奋斗,顺利完成了青海省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,工、农、牧业生产都得到较快的发展。  

    1.农业生产。随着减租、反恶霸及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,解放了农村生产力,出现了组织起来发展农业生产的互助组形式,进一步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。人民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,在农村发放救济款和贷款,1950年至1952年,国家用于扶持青海农业生产的贷款423.30万元,救济款39.51万元,农业投资432.05万元,修筑、恢复了北川、和平、人民、平安、解放、芒拉、东渠、丹阳、深沟等多项水利工程,建成了一批小型水利工程,扩大水浇地面积22万亩,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。1952年青海农村引进了第一台农用拖拉机,并开始使用化学肥料,农业生产出现了一些丰产典型。1951年,贵德县农民史春奎播种的小麦平均亩产达到678斤。荣获全国丰产模范的光荣称号。到1952年,耕地面积扩大15.25万亩,全省粮食产量达到7.43亿斤,比1949年增长25.57%,年均增长7.88%;油料产量3245万斤,比1949年增长94.32%,年均增长24.79%。   
    2.畜牧业生产。3年中在牧业区贯彻党的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,大力安定社会秩序,废除一切苛捐杂税,减轻群众负担。提高畜产品收购价格,开展爱国保畜增畜运动,调解草场纠纷,普遍进行兽疫防治。发放畜牧业贷款25.59万元,发放给贫苦牧民的救济款43.24万元,用于兽疫防治的经费53.67万元,从而促进了畜牧业生产的恢复,各类牲畜均有显著增加。到1952年,全省各类牲畜总头数达到933.52万头,比1949年增长24.68%,年均增长7.63%。
    3.地方工业生产。3年中,人民政府努力整顿和改组原有企业,对西宁电厂、青海毛纺厂、西宁化工厂、青海印刷厂、大通煤矿进行改建和扩建,并兴建了西宁面粉厂。非常弱小的地方工业得到了恢复与发展。与1949年相比,1952年原煤产量达到10万吨,增长1.5倍;发电量84万千瓦时,增长75.0%;原盐6600吨,增长4.5倍;机制纸及纸板41吨,增长1.16倍;皮鞋2.0万双,增长2.33倍;肥皂136吨。工业产值达到2696万元(1952年不变价),增长44.09%。年均增长12.95%。
    4.基本建设。3年内共投资1676万元,改建与新建厂矿13个(包括劳改系统厂矿4个),新建国营农场13个(包括劳改系统2个),改建牧场3个,新修了东垣、北川、深沟大型水利工程三处。新增固定资产1364万元,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81.38%,投资效益显著。
    5.交通邮电。3年中,人民政府修复和改建公路2523公里。1952年末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346公里,比1949年增长1.85倍;邮电营业所由1949年的44处发展到114处,增长1.59倍;西宁市内电话用户由原来15户增加到235户。
    6.文教卫生。各类学校由1949年的725所,1952年增加到1076所,在校学生由4.19万人,增加到9.09万人。卫生医疗机构由9所发展到67所,病床由100张增加到529张;文化馆、剧场、电影院(队)由4处增加到43处。   
    私营工商业得到很快的恢复与发展。1950年底,西宁市座商比解放前增加了736户。1951年10月,全省私营工商业户由解放前夕的4450家,增加到8424家,增长89.30%。1952年,全省零售商业公私比重发生了显著变化:国营商业由1950年的4.3%,1952年上升为16.69%;私营商业由1950年的95.66%,1952年下降为77.31%;合作社商业占6%。   
    由于各项事业的迅速恢复与发展,1952年社会总产值2.26亿元,工农业总产值1.96亿元(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,下同),其中农牧业总产值1.69亿元,占工农业总产值86.22%;工业总产值0.27亿元,占工农业总产值13.78%。国民收入1.52亿元,人均国民收入96.10元。按可比价格计算,国民经济综合指标三年平均增长速度为:社会总产值增长11.37%,国民收入增长9.12%,工农业总产值增长8.76%,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8.15%,工业总产值增长12.96%。1952年各族人民的平均购买力达到35.75元,比1950年提高52.97%,人民生活有所改善,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顺利完成,为有计划发展国民经济做好了准备,奠定了基础。


   


















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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